中華文明的哲學基礎是什么？這個問題在中華文明當代復興并走向世界的時代，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哲學基礎”或“哲學背景”的含義包含較廣，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回答，一個是哲學思維與宇宙觀的方面，另一個是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方面。本文專就前一個方面，即哲學思維與宇宙觀的方面來論述。

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中心，農業在華北和華中兩地最先發展，成為中國文明的基礎。在新石器時代后期，不同文化區域的多元發展，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長江文化為主體，聯結周圍區域文化的格局。故中國文明由多元的區系文明不斷融合而成，其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華夏地區和華夏族的文明為核心，與周邊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商代的文明已經是多元一體的格局，形成華夏文明中心的結構，并顯示出文化的中國性。從夏商周三代文明來看，中國文明地域的廣闊和整體規模的巨大，是與其他古文明很不相同的一個特色。在這個過程中，民族的融合也達到很高的程度，黃河流域的居民形成了華夏族，并與四方的夷、狄、蠻、戎集團不斷融合，到秦漢時已達到6000萬人口而成為漢族。中國文明的連續與擴大有多種原因，其中有內部的文化因素，如祖先崇拜，宗族、國家的同構等。

美國漢學家的觀點

已有漢學家指出，要了解中國文明，就必須理解這一文明的思想根基。他們的做法是追溯到中國文明形成之初，尋找當時建立的思維和觀念對中國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從而呈現中國文明的核心要素。在這些核心要素中，被認為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國人的宇宙觀和世界觀，了解中國人對時間、空間、因果性、人性的最基礎的假定。這些世界觀被認為與中國文明歷史的各個方面都密切相關。

這種重視中國文明形成初期基本觀念的看法，隱含著對于中國文明整體長久連續性的肯定，因為，如果這個文明是斷裂的、異變的，僅僅關注文明形成初期就沒有意義了。史華慈（美國當代著名中國學家）指出，過分重視早期文明時代往往受到批評，因為軸心時代以后到近代中國之間，中國歷史發展中各領域都一直發生著重大變化。然而，他強調，中國歷史的那些變化確實需要置于一種文明框架中來看待，因為中國文明的框架并沒有出現過西方式的全盤的質的決裂。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的總體框架是持久的、連續的。這里所說的文明框架不僅包括外在的制度文化形式，也包含制度文化形式背后的觀念特性。那么顯然，這意味著作為中國文明的根基，其基本思維觀念也是長久穩定和連續的。不過，應當指出，西方漢學追溯到中國文明形成之初，去尋找當時建立的思維和觀念對后世中國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這種做法并不全面，因為文明的特色不僅要看其形成初期，還要看軸心時代，更要看這一文明成熟期的綜合完整特色，成熟期文明更能彰顯其全部內涵和特色。

歐洲漢學家的觀點

法國社會人類學家葛蘭言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的思維》一書中指出，中國人的思維把各種事物看成關聯性的存在，并認為這是中國人思維的主要特性。20世紀70年代美國漢學家牟復禮則從另一個方向表達他對中國人世界觀的看法。他認為，歐美民族認為宇宙和人是外在的造物主創造的，世界上大多數民族也都如此主張，然而只有中國文明早期形成期沒有創世神話，“這在所有民族中，不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原始的還是開化的，中國人是唯一的”。這意味著，中國是唯一沒有早期創世神話的文明，中國人認為世界和人類不是出自造物主之手，而是自生自化的。與此相對，牟復禮提出，中國的宇宙生成論主張的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宇宙各個部分都從屬于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都參與到這個自生的生命過程的相互作用之中。李約瑟（英國生物化學和科學史學家）也曾以另外形式作過說明。他把中國古代思想比作懷特海式的對網狀關系的偏好、對過程的偏好，而認為受牛頓影響的西方偏好個別和因果鏈；前者把宇宙過程描述為相互交織的事件之網，后者把宇宙構想為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因果之鏈。

與此不同，史華慈認為，中國宇宙論多以出生、繁殖隱喻起源，而不采取創造（創世）的隱喻，這可能與農業文明的表達有關，但更可能是受祖先崇拜的影響。也就是說，他認為中國早期文明沒有創世神話，卻有很多繁殖隱喻，但這不是由于關聯思維，而是由于祖先崇拜。其實，史華慈認為祖先崇拜是中國宇宙論的隱喻起源，只能說明中國宇宙論與農業文明的作物生殖有關，還不能否定關聯思維的作用。

針對牟復禮的中國文明沒有創世神話的論斷，杜維明（中國當代著名學者）展開了他的“存有的連續”的討論。他承認一般來說中國人的宇宙論是一個有機體過程的理論，即整個宇宙中的萬物是一個整體，其組成部分既相互作用，又同時參與同一個生命過程的自我產生和發展。他指出：中國并非沒有創世神話，只是中國思維更執著于存有的連續和自然的和諧；中國人的宇宙是動態的有機體，宇宙的實體是生命力——氣，氣是空間連續的物質力量，也是生命力量。

歐美漢學家觀點的比較

把歐洲漢學和美國漢學加以比較，我們似乎可以說，歐洲的漢學家強調關聯性思維的意義，而美國漢學家更注重社會文化（如孝與祖先崇拜）的意義。在宇宙論上，李約瑟強調存在的動態性、整體性，杜維明強調存在的連續性，而實際上中國的宇宙論思維既強調連續性、動態性，又強調整體性、關聯性。

就文明初期的文化形式而言，卡西爾（德國哲學家）注重的是神話思維，認為神話表達的是一種“生命一體化”的信念，生命的一體化溝通了各種各樣的個別生命形式，使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親族關系。生命的一體性與不間斷的統一性這個原則適用于同時性秩序，也適用于連續性秩序，一代代的人形成一個不間斷的鏈條，上一階段的生命被新的生命所保存，現在、過去、未來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原始神話的交感聯系注重情感，而希臘多神論開始用理性來研究人，成為“倫理交感”的形式，它戰勝了“生命一體化的原始感情”。可見，關聯性有兩種：一種是神話思維的原始的關聯性，包括巫術式的聯想；另一種是哲學思維的關聯性，是更高一級的關聯性。我們關注的正是后者，即哲學的關聯性思維。與歷史的維新路徑相似，中國的思維發展也包含了這個方面，即思維的發展不是一個戰勝一個，而是原始的生命的一體化的原則，被保存在軸心時代以后思想的發展中成為其一部分；但生命交感升華為倫理交感，宗教或神話的交感轉變為哲學的感通，在更高的層次上持久地保留了交感互動的特性。因此，神話思維中生命一體化的母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文明的后續發展中、在更高的文化形式中得以保留，并進而成為一種哲學的宇宙觀。關聯思維在其他文明中也存在過，但在中國的戰國后期把神話時代的關聯思維發展為哲學的關聯性宇宙建構，這是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漢代的關聯性宇宙建構，在思維上正是承繼了神話時代生命一體化的思維而在更高層次的發展，成為中國宇宙觀的一個特色。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