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自己的未來越來越充滿焦慮。這種焦慮與其說是面向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倒不如說直逼人類未來，直擊人性之本質。基于科技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人類與科學技術必定是一種共在關系。這種共在關系存在的場所恰恰就是我們的星球——宇宙中的“暗淡藍點”。

作為“暗淡藍點”管家的一員，前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著名天文學家、劍橋大學教授馬丁·里斯在其《人類未來》一書中，“謹以科學家、同時也是人類中的一名焦慮者的身份”，聚焦技術可行性與現實可行性之間的差異問題，試圖解碼科學技術影響下的人類未來。這種解碼恰如本書的副標題所示——Prospects for Humanity，既是對人類前景的預測與展望，也是對人性的設想與期望。

焦慮源自何處

焦慮也是一種態度，但這種態度并不僅僅出現在現代化浪潮的強勢沖擊之中，而是出于人類、科學技術與自然之間的共在焦慮是對某事、某物、某狀態的一種態度，并被一批思想家視為現代性的一種癥候。

在《人類未來》一書中，馬丁·里斯的焦慮同樣也是一種態度，但這種態度并不僅僅出現在現代化浪潮的強勢沖擊之中，而是出于人類、科學技術與自然之間的共在，如“古代人面對洪水和瘟疫時既困惑又無助，而且很容易產生非理性的恐懼”等。這是人類對其生存環境的認知極度匱乏而產生的恐懼式焦慮，這種焦慮會伴隨科學技術對自然界的認知與改造而得以階段性緩解。

然而，不要以為科技的發展會消滅這種焦慮，恰恰是因為科技的進步，另一種焦慮在馬丁·里斯處涌現。正如美國技術哲學家卡爾·米切姆在經歷了古代的技術懷疑論、啟蒙時代的技術樂觀主義之后，出現了對技術持有矛盾態度的浪漫主義焦慮一樣，馬丁·里斯的焦慮不會因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缺席。這種焦慮是由基于人類借科學技術對自然之知而引發的，發生在力圖對未來進行推測的過程之中。這個推測意指直對未來的希望。

就這種焦慮的源頭而言，在《人類未來》一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一是源自技術自身所蘊含的不確定性。如馬丁·里斯在本書中所示，“生物技術和網絡世界的潛力令人振奮，但它們同樣也令人恐懼”“新技術的承諾與危險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等;另一個則源自對人性的反思。“如果我們意識到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仿生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的力量，還有它們將在未來幾十年變得更為強大的潛力，我們就不能不對這些力量可能被濫用而感到焦慮”。因此，馬丁·里斯正是在描述“關于未來的希望、恐懼和推測”中將焦慮涌現。

馬丁·里斯式“焦慮”

人類對這場世界的變化沒有準備，我們還沒有能力去沉思，去實事求是地辨析在這個時代中真正到來的是什么關于科學技術與人類關系的焦慮，芒福德、埃呂爾、羅馬俱樂部的成員們，法蘭克福學派、海德格爾等學者在偏重科學技術對社會負面效應的框架下，從浪漫主義的立場、意識形態式批判的立場等指出科學技術的進步孕育著一種固有的非人道化的傾向、人類社會的異化等現象。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曾將“畏”“懼”“操勞”“操心”等引入到了人類的存在之中，而人類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技術連根拔起。不過令海德格爾更焦慮的是，人類“對這場世界的變化沒有準備，我們還沒有能力去沉思，去實事求是地辨析在這個時代中真正到來的是什么”。

馬丁·里斯也在思考上述問題，并表達了某種焦慮。事實上，焦慮究其本質而言，就是一種思考。他對生物技術、網絡技術、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給人類生活、健康、環境等帶來的好處予以肯定，但還有不容忽視的另一面。如他在書中所言的那樣:“在這些方面我是一位技術樂觀主義者，但不可否認其中也潛在負面影響，這些發展令這個相互關聯愈發密切的世界，產生出新的脆弱性。”

2015年，在牛津大學馬丁研究院成立十周年之際，馬丁·里斯發表演講，題目是，“技術的負面效應會讓人類的光明未來黯然失色嗎”，從中可以看出馬丁·里斯對技術負面效應的焦慮，但他的焦慮有其特色。他明確意識到:“每一項創新在一開始都是冒險——想想鐵路或者如今司空見慣的外科手術，它們在剛誕生時也都是開創性的。”因此可以說，馬丁·里斯的焦慮是憂慮式的謹慎技術樂觀主義，即對未來的焦慮不是恐懼與畏懼，而是基于深思的敬畏與謹慎。

用風險意識審視人類未來

“公眾至今仍然不肯承認這兩種威脅:一種是我們對生物圈造成的破壞和危害，另一種是我們現在互聯的世界在面對個人或小團體的錯誤或恐怖行為時所表現出的脆弱”在《人類未來》一書中，馬丁·里斯在“真正存在的風險”中回答，“只有通過探索才能找出辦法來。我決不認為人類由于培育了工程師的創造才注定要衰亡”。上述觀點是貝爾納、貝爾、托夫勒、布熱津斯基等對科學技術的樂觀判定。

在這種觀點看來，雖然科技進步帶來了諸多的問題，但一切由科技進步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將由新的科技進步進行彌補。但事實是，“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相互關聯，以至于不管災難襲擊了哪個地區，其后果都可能席卷整個世界”。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助推了如漢娜·阿倫特所描述的人類境況中的“世界異化”和“地球異化”，以及技術力量所帶來的沉思生活與積極生活等級秩序的倒轉。當技藝人的勝利充斥當下時，思想的力量更應強勢出場，而不是在遠處沉寂與呼喚。這正是馬丁·里斯式焦慮在當下的意義所在。

這種焦慮的意義在于積極認知風險，而不是逃避、畏懼或忽視風險，并以風險意識審視人類未來。他犀利地指出:“創新往往是危險的，但如果我們不承擔風險，就可能錯過利益。”鄉愁式、向后看、批判式可以完成某種對技術不滿或失望情緒的宣泄，但當人類離不開技術時，因技術的負面效應而拋棄技術是不現實的。

但如何面對風險呢?顯然不能忽視，且必須理性正視。“公眾至今仍然不肯承認這兩種威脅:一種是我們對生物圈造成的破壞和危害，另一種是我們現在互聯的世界在面對個人或小團體的錯誤或恐怖行為時所表現出的脆弱。”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風險與人類未來成為公眾極為關注的問題。或許“我們第一次需要正視災難——社會的，或者生態的，那將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挫折。挫折也許是暫時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極具破壞性(并且可能會引起嚴重的環境或基因退化)，以至于幸存者們永遠無法在當前水平上重建文明”。

為未來給出“藥方”

“要應對全球威脅，需要更多的技術，但這些技術需要社會學和倫理道德的引導”

馬丁·里斯不僅僅是一位“焦慮”的科學家，更是一位力圖走出“焦慮”的科學家。“如果科學能夠得到最佳的應用，將會給2050年居住在地球上的90億或100億人口提供一個光明的未來。但我們如何才能避免走向反向烏托邦，同時又最大限度地抓住機遇，實現這一美好的未來呢?”在《人類未來》一書中，馬丁·里斯為作為“暗淡藍點”管家的“我們”開出了他的“藥方”。

第一，科學技術專家的出場及其方式。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我們的文明由創新而塑造。創新來自科學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自然的深入理解”，但科學技術的肆意妄為將引發巨大的災難。因此，科學技術專家“需要與公眾進行廣泛的接觸，并且充分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特別是在風險極高的時候”，并且除了“需要履行作為公民的義務以外，還需要承擔起特殊的責任”。這里的責任意指倫理義務。

第二，組建新的國際機構。馬丁·里斯在其對人類未來的描繪中，提出對全球性挑戰的“應對可能需要新的國際機構，這些機構既要有正確的科學指引，又要對公眾的政治和道德意見做出回應”。反觀人類歷史，國際機構在人類事務中有著特殊的作用。對其作用的評價，既有贊美，也不乏詬病。若人類未來的構建是基于科學技術的，那么，科學技術與政治及道德的并重是國際機構的應有之義。否則，任何一種偏頗都將羈絆美好未來的構建。

第三，構建正確的人與技術的關系。隨著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的發展，如若“插入”擴展記憶或將語言技能直接輸入大腦等成為現實，那么，“我是誰”這樣的哲學問題也因技術的發展而出現了新的語境，實際的人與“可能存在的人”的關系、機器智能與有機智能的關系等都亟待厘清。馬丁·里斯在《人類未來》一書中對1983年俄羅斯空軍軍官斯坦尼斯拉·彼得洛夫對監控屏幕顯示美國向蘇聯發射了5枚“民兵”洲際彈道導彈處理方式的闡述，可謂隱含了對人與技術關系構建的某種啟示。

最后，技術與道德攜手。“要應對全球威脅，需要更多的技術，但這些技術需要社會學和倫理道德的引導。”毫無疑問，這是依據馬丁·里斯的憂慮式的謹慎技術樂觀主義立場所能開出的“藥方”之一。馬丁·里斯明確表示“有些人倡導對未來保持樂觀，并熱衷于改善我們的道德感與物質文明。我不同意這種觀點”。因此，對人類未來的馬丁·里斯式焦慮是基于科學技術身份而展開的技術樂觀式焦慮，是在審視技術風險的意義上，借道德的守護之力走向對“暗淡藍點”的守護。這種守護方式旨在期冀以技術與人性的攜手來共謀人類未來。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